「麻子」發了一個電郵給我，大意是要我幫忙在國內出版合作夥伴那裏打通一些關節，問題是他要我講一個大話。

　　我不能立即說不，因為他的要求雖過分，但這不關乎他的個人利益，他也是為了公司好，只不過方法略嫌過分，亦不應該。

　　我請他給我電話，一起商量。他立刻回電，在電話中很客氣地說出他的難處，我亦耐心地聽他「訴苦」，畢竟他也有他的壓力。

    然後我細心地分析此事在操作時會遇到的困難，並一一解釋，縱使這些困難可逐一解決，但最後當合作夥伴問我此事時，我應如何回答呢？

     我並非刻意把問題拋回給他，而是以抽絲剝繭的態度去面對，於是問題又回到了起點，就是根本上不可行。除非⋯⋯不錯，除非有人講一個大話。而能夠講這個大話騙倒別人的就只有我。

　　我的分析雖不算是無懈可擊，但邏輯上還是無可辯駁。「麻子」只不斷強調此事的好處，我亦表達了我同意他的觀點，但手法上卻有點……我沒有說不敢苟同，亦不能說不與他同流合污。

　　我說萬一合作夥伴問我是真是假時，我說了大話幫了「麻子」，但最後合作夥伴發現了真相，那我和公司的信用也就破產了。

　　這個損失是很大的啊！我沒有說這個損失比「麻子」能賺回來的利益大很多。這些話是真話，以「麻子」的身份是不應該不知道的，但說了出來，只會把事情變成政治事件。

　　收到他的電郵時，我也在心裏罵了一句：「麻子怎麼這樣搞？不知分寸！」但到了解決問題時，我以心平氣和的態度去處理，最終事情亦告一段落。

 　　此事給我的啟示是，解決問題的方法永遠比問題多，既然如此，倒不如用一個大家都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處理。況且，擺事實，說說道理便能達到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