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香港常有出現是非顛倒，黑白混淆之事，不但驚動到李天命出山指出有些人出現集體性思維謬誤，劉遵義校長亦看不過眼，撰文責難這些人的廉恥觀是否已經淪亡。我有留意這部分港人的言行，認為他們凡事不懂講證據及細密的邏輯推理，常誤把個人的乖張喜好等同良知真理，再加上常常自相矛盾，雙重標準，的確使人擔心他們將來在社會中的競爭力。這些例子隨手都可舉出一大堆。

港大校委會風波中，破壞保密制度，恐怕才是最損害公眾利益的一環。

　　近日有幾宗洩密風波，較嚴重的是港大學生校委在月前有選擇性（或可能是斷章取義）地洩漏校委會的部分討論內容，後來電台又播出不知如何得到的偷錄聲帶，有記者團體卻以公眾知情權為由，為洩密強辯，同時又不認同電台應公開錄音片段提供者的名字。換言之，新聞界也是懂得有些私隱是要保密的。在牌面上，香港的部分傳媒人已是在自相矛盾或持雙重標準了，否則為甚麼別人要保密你便祭出公眾知情權反對，自己卻不肯把公眾也很有興趣知道的洩密者名字公開？

保護洩密者身份 持雙重標準

　　他們可能會叫屈，說保護洩密者等於保障新聞自由。這便帶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，公共利益如何界定？洩密是否犯法或不符合道德應如何判斷？我倒不認為密一定不能洩，但我們卻必需為此訂下條件。假如你是一名間諜，把敵人的情報偷出來再洩露，這便談不上道德與否，敵人若把你抓住，可能立時槍斃，其他人也不會怎樣有異議。又或你不是間諜，但在自己工作的單位中發現有驚天大陰謀，人民安全受到威脅，又或你的上司正在犯法害人，你把事情說出來，大家只會視你如斯諾登再世，不會向你追究洩密之責。

　　一個機構若設立了一個行之有效的保密制度，多數有其道理。有人若要逼電台公開洩密者的名字時，電台可以拒絕，並且說：「雖然公眾希望知悉誰人失去誠信，簽了保密協議後仍反口覆舌洩露機密，但我們不同，答應了的便不會違反，否則今次告訴你們名字，將來誰還會提供內幕消息？」電台若這樣說，公眾也難再對它責備。

　　那麼校委會保密又是否符合公眾利益？聽了兩段洩密錄音後，我只認為李國章與紀文鳳言之有據，是客觀事實的陳述，最好公眾都聽到這些校委的理據，好還他們一個清白。不過，這種好處並不足夠抵銷破壞保密制度所帶來對公眾利益的長期損害。

　　校委會討論大量敏感事宜，例如人事討論若如無掩雞籠，內容隨時漏出，我們大可擔保以後有才能的人都絕不會申請港大，這等於是要它吞服慢性毒藥，變成形骨消瘦，這如何可能符合公眾利益？

按個人喜好決定 道德操守淪陷

　　從洩漏出來的錄音，我們根本看不到學術自由有被干預，公眾利益並無危在旦夕，上述可以合理化洩密的條件根本不存在。存在的恐怕只是洩密者自己兒童化的思維，事事以個人喜好決定。若他/她沒有簽過保密協議還尚可只歸咎其幼稚，但簽了協議後仍這樣做，便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，有法律界朋友告訴我這是刑事罪行，當然其道德操守亦有問題，若不以此為恥的話，便真的應驗了劉遵義所說的廉恥觀淪亡了。

　　洩密需要譴責。對不分是非，當上了馬基雅維里信徒，主張只要自以為目的正確便可以不擇手段不講道德的人，我們必要鳴鼓而攻之。我聽過很多新聞界朋友對某些同行替洩密者辯護都大表反感。以不義的手段對付你自以為的不義，只會使你喪失任何批判別人的資格。

　　不過，公眾其實也很想知道多一點會議中的保密內容，這如何是好？簡單得很，最好有人申請司法覆核校委會堅持保密的決定。若因司法覆核而使到會議內容公開，這不一定會破壞校委會的公信力。未來港大的申請人知道司法覆核是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發生，或許他們便不用太擔心有關他的內容會被隨便公開。事已至此，我倒是十分主張反對港大校委會決定的人申請司法覆核，但他們或許已知毫無勝算，所以多半不敢這樣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