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期談到不少情緒病患者有一種諱疾忌醫的心態，不會及早求助，甚至會向親友隠瞞病情。主要原因是污名(stigma)的標籤效應。即是傳統上大眾對精神病情緒病的抗拒排斥，令患者覺得這個病是一件恥辱的事，是失敗者的行為。這種害怕社會標籤歧視的恐懼，令他們難以啟齒，更隱蔽，更抗拒任何形式的輔導和治療。

　　有人說：「今時今日，社會大眾都不是那般抗拒排斥的了。大家都同情患者及家屬，現代人身邊總有一兩個曾經此苦的人。而且這個年代，歧視病人是會惹上歧視官司的，誰敢？」

　　教授說：「世界的確進步不少，公然侮辱和嘲笑，已經大大減退。但是，一些比較隠性的效應仍然強而有力啊！

　　有這樣的一個小故事：我一向自稱是不會歧視排斥精神病的人。我的兒子問我：『如果我有精神病，你會怎樣？』我說：「照顧你，支持你，找最好最適當的治療⋯』兒子說：『如果我告訴你我要和一個患精神病的女子結婚，要給你一個孫子，你會怎樣？』

　　我在那一刻知道這是一個陷阱，作為人父，我當然希望下一代的生活平穏健康，有個白白胖胖開開心心的孫子。但只要我說反對兒子必定會指責我是雙重標準。但如果我說沒有問題，我又擔心兒子說的不是假設性的問題，而是他真正地試探我的反應然後說這是實情。

　　我反省自己的爭扎，就體會到這些抗拒排斥是存在的，是頗根深蒂固地印在我們的腦袋裏，是那種『可以存在這世界上，但最好不要在我身上發生，要是發生於我家也無法逃避，但可免則免，最好不要把麻煩帶進我家』的思維。」

　　旁觀者問：「教授，那是否可以解釋到為何患者會害怕告訴家人親戚，是否他們努力隱瞞的主因？」

　　教授說：「我相信是如此。所以，我自此不斷反問自己，要對抗偏見歧視，不但是要對付外在外化的行為，更要重新審視自己的私心和深層價值觀。你可有留意我是不敢說我是一個沒有歧視偏見的人？我只敢說我是一個努力去消除歧視偏見的人，因為我要改造的不單單是社會大眾，更重要的是改變我自己！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