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國學」聽起來好像是個老古董，事實上它也的確是。但是我始終認為，老古董的價值，並不在於它的時間久遠，而是在於它的當代性。也就是說，國學之所以有價值，並不在於它是我們的過去，而是因為它活在我們的當下。真正的傳統，並非固化在古書文物中，而是活躍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，融入到我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經驗中。而這些，未必是我們能夠清晰地意識到的東西，也許需要某些特殊的機緣，需要一種「領悟」。

　　《論語》中記載了一個故事，孔子去世以後，有一位叫叔孫武叔的權貴毀謗他。孔子的弟子子貢回應說：「無以為也，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踰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得而踰焉。人雖欲自絶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？多見其不知量也。」

　　子貢是出了名的巧舌如簧。初次讀到這個故事，並沒有好印象，覺得子貢真誇張。把孔子比作太陽和月亮，聽起來很生動，實際上大而無當，並沒有甚麼實在的意義，無非是中國人的客套話罷了。

　　但是隨著人生經驗的積累，我慢慢對子貢的話有了新的理解。現代人總覺得古典離我們非常遙遠，但是，如果一種傳統真的可以成為我們的傳統的話，那麽，它必然契合了我們靈魂深處的某種共性，成為我們共同的心理認同。孔子的《論語》，記載的都是人生的最基本的道理，其中有一些是因時因地而發，隨著時代的變遷，可能不再適用於今日；但是生而為人，無論古今中外，必然會擁有很多普遍性的價值，可以說是「懸諸日月而不刊」的道理。這樣的道理，就好像太陽和月亮一樣普照大地，是人類生活賴以存續的基本保障，我們時刻都需要它們。如果一個思想家能夠為我們確立這樣的基本信念和價值，那麼，說他像太陽和月亮一樣偉大，也許並不算太誇張。

　　孔子以文化區分夷夏，不論種族，主張「天下為公」；《中庸》說君子之道，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；《禮記》說，「置之而塞乎天地，溥之而橫乎四海，施諸後世而無朝夕，放諸四海而皆准」；這都是追求普遍真理的精神。中庸之「庸」，就是「常」，就是「恒」，就是永恒真理的意思。我們中國的學術，其實從一開始，就是堂廡特大，深美閎約。拿今天的話來說，就是非常有「世界眼光」的。後儒陸象山說：「東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；東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；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；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；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」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道理雖然還是那個道理，但是在「人」前面加了一個「聖」字，境界反倒小了。

　　現代意義上的「國學」，本來是晚清以來，面對强大的西方文明，傳統士大夫發奮圖强，試圖通過光大本國固有學術，以與「西學」相抗衡，而提出的一個頗為保守的概念。但是新一代的知識分子，卻完全不是保守的，他們實際是以西學為工具，改造國故，建立了現代國學的研究範式。那些今天被稱作國學大師的學者，王國維、陳寅恪、梁啓超、胡適、顧頡剛、傅斯年、趙元任、李濟、金岳霖，恰恰是現代歷史學、考古學、語言學、文學、民俗學、哲學、邏輯學等等現代學術的奠基者。所以，國學是新科學的一部分，是以新思想、新方法、新材料為突破口，全面推進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學問。從此，中國的傳統學術可謂煥然一新。

　　在我看來，我們今天研究國學的意義，就在於能否從傳統中提煉出具有普世性的思想；或者受傳統的啟發，發現前人所未能闡明的真理，從而對我們的現實人生有所幫助。王國維說「學無古今中外」，我理解，他老人家就是在這樣的普遍真理的意義上，說這句話的。

　　我們嶺南大學，在國學研究方面，是有著光榮的傳統的。如今，我們中文系，在講座教授蔡宗齊先生的帶領下，創辦了嶺南大學國學堂。國學堂的目標，是要以我們國學的專業知識，服務社會，向市民普及傳統文化。香港是中西文化的薈萃之地，最有希望從傳統文化中發掘出普世的價值，創新的思想。即使根據我個人的狹隘的觀察，也能感覺到香港社會保留著很多傳統的底蘊，這種底蘊，是曾經過現代文明的觀照的。如果國學堂的努力，能夠將傳統的智慧的泉源，匯聚成一股淺淺的清流，滋養這片小小的土地，那麽，自由的紫荊花或將更絢爛地綻放。